之后……
普通吃喝居住当然也不算是什么，但是一旦想要奢侈一些，品质一点的话，那么这消费就是哐哐往上飙升啊！
就像是后世大都市，十元吃饱的有，一口一万的也有。
而且斐潜相信，一旦形成了长老院议案的模式，必然就会催生出一种『议案掮客』的群体，专门游说长老会内部的这些人进行利益交换，便是开启新一轮的养猪模式，这也就是另外的效用了……
一旦斐潜的这个『大丞相+尚书台三经六部+长老会』三角制衡的模式形成，这种体制最革命性的影响在于提前孵化出『政治契约』精神，而这恰恰是华夏古代封建制度当中最为缺乏的东西。
政治需要『契约』，而不是『杯酒释兵权』，亦或是『二桃杀三士』。
干得好，不能只能剩下『狡兔死走狗烹』，干的不好，也不能『病退告老』就算是完事。
华夏自从儒家提出了『天命之子』概念之后，就形成了『单向契约』的模式，皇帝拥有最高解释权，最高裁决权，最终施行权，又是运动员，又是裁判员，同时还是观众。
儒家则是在皇帝这个主干上寄生的藤蔓，在替皇帝扫平周边的同时，也活生生的绞死了一代代的皇帝，吸血壮大，然后寄生在下一个王朝身上。
所以皇帝和儒家，都必须倒下，鲸落方可万物生。
而万物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『政治契约』。
汉代不缺『契约』。
汉代的『先令券书』等民间契约文书的高度发达，与政治领域的非契约性形成鲜明反差。
斐潜特意留下了吕布，实际上就是为了铺垫出『政治契约』的重要性。
只有『功臣』不死，华夏之中能人才会尽情施展，否则要么就像是韩信这样，被归咎于『自伐其功』，将刘邦的这种政治背叛定义为道德缺陷而非制度问题，而导致每一个上台的『权臣』，最后都必须要考虑自己，以及自己的家族究竟要怎么活下去……
甲鱼的自污，也是对于这个病症的提醒。
大汉之中，王莽，霍光等人，又加重了这个病症，也导致了『政治契约』表面上一再签署确认，但是实际上双方都在怀疑下一刻会不会遭遇背叛，自己菊花不保。
甚至包括现在的刘协和曹操，也是如此。
那么等斐潜掌控了山东，刘协原本和曹操之间的矛盾，也就会转移到了斐潜身上。
按照原本的旧有道路，斐潜剩下的也就是再次废